血吸虫病这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显得有点儿陌生。然而在不到百年之前,这却是一种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这种病在20世纪初发现于日本,很快,在中国长江流域也陆续出现患者。
血吸虫病主要通过钉螺这种中间宿主进行传播,如果不幸染病,人身体会逐渐消瘦,同时腹胀如鼓,直止最终死亡,因此也被称为“大肚子病”。这是一种死亡率较高的传染病,严重威胁着当时中国百姓的生命健康。
民国时期也曾有部分中国医学界人士对于血吸虫病的流行开展过零星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实验,但当时中国各地正处于军阀混战中,中央政府难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治理。因此,无论是北京的北洋政府还是南京的国民政府,都没有就血吸虫病进行专门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
当时国立上海医学院的著名教授苏德隆就曾建议政府卫生部门支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苏教授是牛津大学医学博士,为了报效祖国选择回国,可惜当时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支持他的研究工作,对威胁人民的传染病视而不见。加之后来日军侵华战争的破坏,20世纪上半叶,血吸虫病在中国南方地区不断蔓延。真正彻底消灭这种传染病则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为何建国后人民政府会组织血吸虫病防疫攻坚战?当时又是如何组织人民、调动资源的?回顾这段历史,其中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抗击新冠疫情,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湖区群众查找血吸虫病传染源钉螺(资料图)
人民解放军的“发现”
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上海,这标志着华东地区的解放大局基本砥定。由于蒋介石集团已经败退台湾岛,接下来的统一计划必然面临渡海作战的艰巨任务,这对由北方南下的解放军来说可谓是一项挑战。北方地区的解放军官兵主要以陆上作战为主,水战经验相对较少,海战更是几乎没有经历过。因此,当年夏秋之际,驻守上海的第九兵团部分官兵集结到青浦附近的淀山湖等水域练习游泳。
半个月后,不少士兵开始患上一种怪病,身体浮肿,甚至还伴有湿疹症状。经过当时第三野战军的医生调查后发现,这些将士感染上了血吸虫病。而当时青浦以及周边的江南水乡地区正是这种疾病的重灾区,当地许多村民也饱受病魔侵扰。没过多久,上万军人感染此病,部队不得不立即停止游泳训练。
随军医生难以应付数量庞大的感染者,不得不向周边县市卫生机构请求援助。建国前备受国民党政府冷落的苏德隆教授此时被人民政府委以重任,他结合自己此前的调查研究,向军队和地方医务人员介绍了血吸虫病防治的基本知识。同时立即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希望组织专门的防治机构,采取紧急措施,调动更多的医疗资源救治患者。
陈毅接到报告后,马上下令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担任主任,上海医学院创始人颜福庆和负责人宫乃泉担任副主任,苏德隆教授等当时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各大医学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也在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
群策群力,共同抗疫
防治委员会成立之后,立即在医院进行动员。广大师生和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号召,纷纷报名加入到这场抗疫斗争之中。不到半个月,就有数千医务人员报名,委员会将他们编成数个大队。每个大队之中,不仅有专家教授,还有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化验员、护士等。这种新型的传染病防治动员组织模式,在中国医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也是生活在建国之前的人们完全不敢想象的。
这些大队编成后,就立即开拨奔赴疫情肆虐严重的上海郊区。防治委员会在下乡之前就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计划,每个大队下属的治疗小组分头行动,每天都要上报小组工作报告,包括所负责区域的病人数量,救治情况以及相关检验情况。同时,委员会定期集中在一起进行讨论,根据各大队的汇报情况,研究新的疫情防治方案。
同时,由于大多数医务人员此前并未直接处理过血吸虫病的防治,为了让大家尽快掌握相关防疫知识,委员会还组织上海、南京等地曾经研究过血吸虫病的医学专家紧急编写了一本《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下发给下乡的医疗队伍,人手一本,以便大家尽快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当然,这些专家也在手册中提到当时整个医学界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知识还相当粗浅,希望通过这次抗疫的伟大实践来丰富人们对血吸虫病的认识,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当时防疫大队既要给部队看诊,也要救治上海郊区乡下的村民。为了让医务人员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不少解放军将自己的住宿营区让给医疗队,而患病的战士们却宁愿选择打地铺,也不去麻烦周边的村民。人民军队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打动着每一位医生。
经过几个月的防治工作,防疫大队基本控制住了上海郊区和驻守部队内疫情的蔓延。数千名医务工作者,治好了三万多患者,死亡病例仅有十人。这次疫情防治攻坚战的成功,可以说是新中国首次处理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胜利。人民军队、医务人员、政府机构群策群力,同时整合资源,广泛动员周边区域协同作战,都是这次疫情能够控制的重要原因。
防疫工作者正在进行调研(资料图)
系统防治,彻底消灭
当然,血吸虫病有急性和慢性之分,慢性病例潜伏期更长,因此上海疫情防控攻坚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完全根除上海郊区的血吸虫病疫情,更何况中国其他地区还存在众多病例。
据统计,在建国初期,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比较落后,农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农民的健康水平也十分低下,各种传染病大肆蔓延,仅血吸虫病一项就有上千万感染者,这威胁到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上亿人的正常生活,也使得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还不到40岁。因此,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此,以上海医学界为主的一批医学专家掀起了血吸虫病研究热潮,系统梳理当时海内外血吸虫病研究的相关进展,并积极在农村地区展开血吸虫病调查工作,主要是收集村民的粪便进行研究工作。
这些工作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却并不简单。这在当时的农村一开始让村民非常不解,因为不理解血吸虫病的感染原理,所以让他们把自己的粪便拿出来给人检查的时候会使他们觉得非常难堪。当时许多人家里也没有厕所,很多时候都是在干农活的时候就地解决。
而且在村民的传统观念里,因血吸虫病而“英年早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非不可接受的。所以,他们反而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派这么多的陌生人来到自己的家里进行调查。因此,政府开始组织力量加大对血吸虫病的宣传,发动村干部组织村民学习相关知识,以配合医学调查。
与此同时,相关的专业机构也随之建立起来,南方许多省都建立了各级防疫机构,对血吸虫病的研究和防疫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在建国初期,为了彻底根治血吸虫病的传播渠道,政府组织大量的工作人员下乡,改造当时村民的粪便处理习惯,建立化粪池,集中处理粪便,彻底消灭虫卵。同时,还制定专门的消灭钉螺的运动计划,派遣大量的医务工作者上山下乡,当起了村民们的赤脚医生,保证农村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专业的救治。
医务工作者在为血吸虫病患者治疗(青浦档案馆藏)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最终在全国层面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到今天,甚至很多年轻人从未听说过这种曾经肆虐神州的传染病。